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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，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？

历史上苏东坡才华横溢，官场上却为何老是被贬？

才华横溢的人不一定会做官，尤其是在封建社会，不是官场老手都很难一生不被贬，甚至被罢官杀头。何况苏轼性格直爽,敢抒己见，很难不被同僚嫉妒,谗言,排挤和打压。因此屡次遭贬也就不觉奇怪。

大文豪 苏东坡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，思想深厚、广博、诙谐，有高度的智力，还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，在苏东坡这些方面，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。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，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，不可能多见的。

他感受敏锐，思想透彻，写作优美，作为勇敢，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，也不因俗见而改变。他并不精于自谋，但却富有赤心为民的精神。他对人亲切热情、慷慨厚道，虽不积存一文钱，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。他虽生性倔强、絮聒多言，但是富有捷才，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，过于心直口快；他多才多艺、好奇深思，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，处世接物，不拘泥于俗套，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。

他能狂妄怪僻，也能庄重严肃，能轻松玩笑，也能郑重庄严，有喜悦、有愉快、有梦幻的觉醒，有顺从的忍耐，诙谐幽默，甚至自吹自擂，苦中作乐……

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，但是他却光风霁月，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。他不忮不求，随时随地吟诗作赋，批评臧否，纯然表达心之所感，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，与自己有何利害，则一概置之度外了。这也就是他一直官途不稳，特别是经过乌台诗案后，几起几落，多次被贬，先是贬黄州，复起后又再贬到惠州，最终被贬至海南儋州，

当年遇赦北归时，应朋友之约回到江苏常州，一路奔波，最后竟然终老常州。苏东坡一生作为文学家声名满天下，作为政治家却失意官场，年轻时候，苏东坡惊叹江苏人杰地灵，后来应同科进士之邀多次到访常州，并在宜兴买地以为终老计，在第二次遇贬时，多次上书，乞归常州，在杭州做通判时，有一年除夕经过常州，为不打扰当地官民，特意停在常州城外，并写下“多谢残灯不嫌客，孤舟一夜许相依”

的名句，表达对常州的喜爱和眷恋，所以最后时候还是决定回到常州，最后终老在常州的藤花旧馆，也算是圆满了。笔者年初到常州追寻东坡足迹，写下诗句以为纪念:

上朝下野两堪悲

老来万事渐向微

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，他在诗，词，散文、书记、绘画等方面的造诣，千古至今，无人匹敌，他代表着我国的词的最高成就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。朝诗人谢灵运说：“天下有才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分一斗。”但如果谢灵运读了苏轼的诗词，估计会改口了。

然而这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仕途上却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如果套用股市K线走势形容，就是迅速冲高，然而横盘震荡，后急速下跌，接近跌停板，再迅速拉升后，又大幅下跌，小幅收跌后，直至退市。

二十岁高中进士，名动京师，很快就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，礼部尚书，祠部员外郎等，可谓春风得意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宋神宗即位后，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。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政相左，34岁的苏轼被迫监官诰院，第二个被迫离京，自求外放，调任杭州通判。 后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，任知州， 这样大概持续了八年，还算平稳。

1079年，四十三岁的苏轼，遭新党人围攻，因“乌台诗案”被捕入狱，差点被问斩，第二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相当地方民团副队长。

直到1085年，宋哲宗即位，旧党得势，苏轼升任登州太守，后回京任翰林学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因不满旧党的做派，自求外放任杭州、汝州、扬州、定州等地太守，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近十年。

1094年，58岁的苏轼，因为新党上台，受清算，再次被贬至惠阳(今广东惠州市)、儋州(今海南)。

1100年，徽宗即位，64岁的苏轼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第二年遇大赦，复任朝奉郎，北归途中，卒于常州。

作为罕见的全才式牛人，苏轼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，诗词文赋，无所不精，美食书画，亦足成名立家。

可是，就是苏东坡这样的通才，亦不是无所不能。他自称平生有“三不如人”——下棋、喝酒和唱曲。这是苏轼自己非常希望精通，却总是难以如愿的三方面。事实上，他在另一方面，也不如人，即做官不如人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物各有性，性格有极。优秀的人才，多半具备一定的个性，每种个性自有其魅力，亦各有其局限。

文学创作，抒发心志，为苏轼所长。处理官场的复杂关系，兼顾各方，保全自我，甚至不断“进步”，可能是苏轼所不擅长的。

文人多半天真理想，率性而为，快意人生，不太愿为官爵利禄而屈心抑志，不断抹平个性，希和上级，以求进取。苏轼是文人的典范，文人的优点，他几乎全有，文人的这点不足，他也不能免俗了。

文学写心，济世救民，自我实现，实为志之所在。作官相对复杂许多，于多数人而言，为官多为稻粱谋，希望不断获取利益，济世救民可能不是多数官僚们的真正理想。利益好处，实为宇宙中间，最为现实的存在，是最需要“务实”的。

苏轼最主要的身份是诗人，而非官僚。他的文气和心性，排斥官场的种种恶习。在杭州通判期间，他曾抒发自己官场的迎来送往的厌倦，称连绵不绝的酒宴为“酒食地狱”。

苏轼务虚的才情一流，务实的能力出众，务实的耐心，就稍显不足了。

苏轼的政治才能卓著，行政能力突出。他非常较真，总是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不足，王安石把京城一个事务繁多的差事给了他，希望让他忙起来，无暇跟自己对着干，结果苏轼太能干了，不仅本职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，反而，还有很多时间研究批评新法，给皇帝老子写万言书，提意见。

这是个很好的问题，其实答案就在苏东坡最喜欢的人王朝云所说的话中，那就是苏东坡一肚子不合时宜。这个问题得两看，一方面是说苏东坡的性格比较倔强，是人多时候最寂寞的那种，别人开心他泼冷水，别人难过他开玩笑那种。另一方面，苏东坡的政治立场的取舍的问题。有人说，人生最大的秘诀就在于选择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，混官场最大的秘诀就在于选边站队，也就是说，怎么混不重要，跟谁混才最重要。下面，好玩的国学详细论述。

1.看苏东坡在宋代官场如何选边站队，一个无法在新党和旧党中左右逢源的人，必然要被新党和旧党左右开弓地痛贬！在官场中，混圈子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没认识唐僧之前，因破坏天庭秩序，被如来判了***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以孙悟空的“猴脉”，即使冒险越狱，顶多做个花果山景区管委会主任。跟了唐僧就不一样了，虽有九九八十一难的艰险，但是圈子内都是各路神仙，办起事来很容易，圈子内的妖怪最后都被神仙收走，功德圆满；圈子外的妖怪都被悟空师兄弟几个打得尸骨无存，而悟空师兄弟最后也都各得其所立地成佛。所以说怎么混不重要，跟谁混才重要。

苏东坡乃文化史上的全才，诗书画成就绝对可以排在中国整个艺术史的前列，然而在政治上，苏东坡却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主，什么都看不惯，跟谁都合不来。新党执政时，他看不惯改革派狂飙突进的改革，批评王安石的独断专行；旧党卷土重来之时，他不满司马光对变法的全面否定、对旧党的赶尽杀绝。对这样一个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的苏东坡，新党旧党全不高兴。

2.一个天真烂漫毫无机心的苏东坡，在党争惨烈的宋代官场，必然是头破血流。

狂放不羁是苏东坡性格的底色。因为狂，他惹人忌恨遭人报复；因为狂，他仗义执言不吐不快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如蝇在食，不吐不快”。他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幽默豁达而爱开玩笑。因此，苏东坡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, 他的仕途也总是磕磕绊绊。他总是毫无顾忌的说话，毫无顾忌地开别人玩笑，毫无顾忌地撕别人的伤疤，毫无顾忌地对别人好。苏东坡天真，毫无机心，和谁都推心置腹，看谁都是好人。他说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。但柏杨先生用中国的“酱缸文化”告诉我们，在这个社会，谁能够独善其身？只有自己做个施暴者，或许才能避免被别人施暴。

而苏东坡就是个缺心眼。他对别人诚心以待，别人对他暗地使坏；他赠别人“金错刀”，别人背后砍一刀，他对别人放青眼，别人对他翻白眼。但苏东坡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，继续对别人好而至死不悔。

所以，

一个在宋代党争的漩涡中却幻想能够独善其身的人，是注定要失败的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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